我是1993年8月开始兼任《上海农垦报》社社长的，到2010年11月退休，超过了17年。在这17年里，随着集团的发展变化，报纸的名称也从《上海农垦报》变更为《上海农工商报》《光明食品报》，我职务的名称也几度变化，但办报的宗旨一直没有变，报纸在集团的发展中也发挥了一定作用，获得了一些市级和委办级的荣誉。当时我在集团里担任的工作比较多，能够“弹好钢琴”，办好报纸，主要是依靠了三座“靠山”。

    第一座“靠山”就是集团领导的培养、信任和支持。集团任命我担任《上海农垦报》社社长后，马上送我到北京参加国家新闻出版署举办的国内统一刊号报刊总编培训班，让我了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尽快熟悉报刊业务，获得了总编培训合格证书。上海市新闻出版处的领导也给了我很多指导和帮助。同时集团党政领导对我负责办报是充分信任的，每期报纸总校完成后，只要我签字就可以印刷出版。粗略计算一下，这17年里，经我签字出版的报纸大约有七八百期了。每年的办报经费集团都能及时批给报社，而且从2004年开始，报纸从订阅改为全部赠阅，减轻了我们的工作量，实惠了职工群众。有时报纸登出了好文章，或者是组织了有意义的讨论，领导还会专门给予表扬；觉得报纸有需要改进的地方领导也会提出批评意见。我也时时告诫自己，不能辜负领导的信任和职工的期盼，要坚持正确的办报方向，守护好这个宣传阵地。后期，有人来找我，说市委宣传部和新闻出版部门将要统一收缴企业报的国内统一刊号，要我们赶在收缴之前，把刊号卖给他们，他们愿意出几百万元。被我拒绝了。后来又有人来找我，说要和我们合作办报，我们办主刊，他们办副刊，他们自己去争取扩大副刊的版面，独立编辑，独立出版，自主销售，每年给我们经济回报。我又拒绝了。我想得很明白，我们报纸的国内统一刊号来之不易，岂可贪图小利拱手相让？更何况他们买到了我们的刊号或者是独立办副刊，万一政治方向出了问题，或是为了增加发行量，刊登一些低俗有害的东西，岂不是坑了报社，损了集团？我绝不能做这种错事。

    我负责办报的第二座“靠山”就是报社的编辑团队。报社的副主编陈春山20世纪80年代就到报社了，办报经验丰富，业务能力强，承担了大量的具体工作。廖峻更是《上海农垦报》报社初创时期的成员之一，是名副其实的“老报人”。后来又增加了茅建平和姚天文等新锐编辑，大家和谐相处，密切配合，取长补短，相得益彰。报社的摄影记者兼编辑周沅生更是我们部门的老先进，摄影技术好，工作态度兢兢业业，背着沉重的摄影器材包，走遍了我们集团的每一个子公司，拍摄了大量优秀的作品，获得了很多奖项。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来我们集团视察，他总能抓住转瞬即逝的机会，拍到珍贵的镜头。我们集团编纂的《上海农垦志》和《光明食品集团志》，其中的大部分照片都是周沅生的作品。可惜沅生和其他两位报社的老同事早已经作古了，如今想起来不免令人唏嘘。

    我负责办报的第三座“靠山”就是优秀的通讯员队伍。我们集团的行业门类宽，子公司数量多而且分散，信息的沟通和报纸的发行是非常不容易的。幸亏每个子公司都有我们的通讯员，像网络覆盖着整个集团。有的擅长笔耕，有的精于摄影，人才济济，佳作连连，加上农垦人特有的朴实勤恳，任劳任怨，使得我们报社的工作推进十分顺畅。我们报社也每年举行一些活动，交流经验，切磋业务，加深感情，其乐融融。

    如今我已经是古稀老人了，虽然退休多年，仍然情系集团，每收到一期《光明食品报》，都要仔细阅读。不知不觉间，报纸快要出版到2000期了，不禁感到十分欣喜，于是又回忆起当年负责报社工作的岁月，想起我办报的三座“靠山”，感恩之情油然而生。

    （作者系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委员、党委宣传部部长、公共关系部总经理）